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與莫斯科有什麼秘密關係

此前對西安事變的研究都著重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的關係，似乎忽視了當時的張學良其實更有求於蘇聯的歷史事實。這一忽視直接導致 ​​了研究中的某種錯覺，即認為張學良在發動事變前與蘇聯毫無聯繫，但歷史事實恰恰相反。
　　張學良曾在莫斯科秘密設立代表處
　　1936年6月底，中共中央派出專人陪同護送張學良的代表前往莫斯科。對此，有當年的“伯林同志”，即潘漢年給王明的密碼信為證：“現在馮雪峰同志同全權代表鮑格莫洛夫一起派李杜與張學良的代表取道法國去蘇聯，與他們一起去你們那裡的還有毛澤東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共產黨員。30日他們已動身(或將動身)繞過香港前去。”(“伯林同志的密碼信”，1937年7月1日於香港，絕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5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21頁)在目前所能看到的絕大部分相關資料裡，都提到了李杜、兩個小孩與一個女共產黨員，唯獨缺少那個最重要的“張學良代表”。潘漢年的密信清楚顯示，李杜的主要任務是送“代表”，其餘人員是附帶或是掩護而已。
　　鮑格莫洛夫的公開身份是蘇聯駐國民政府大使，但潘漢年的密信表明其秘密身份是斯大林在華的全權代表，就像大革命時期的鮑羅廷。他親自批准“張學良的代表”去蘇聯，當然得到了斯大林的認可。
　　此後張學良與蘇聯的關係迅速發展。1936年7月底，張學良在南京會見了蘇聯​​大使館武官雷平中將。8月，張學良又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與蘇聯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的會談中提出了與蘇聯訂立《中蘇軍事同盟》問題，張學良認為：“中國自然非抗日不可，成敗與蘇聯皆有關係，日本野心無窮，蘇聯最終難免不受其害，與其單獨應付困難，莫如中蘇訂立軍事同盟，共同對付日本。”鮑格莫洛夫回答說：“如果中國能夠團結起來，蘇聯政府一定會鄭重考慮你的意見。”(張魁堂：《張學良傳》，東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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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良與莫德惠（左）1947年在新竹。莫德惠是張學良秘密派駐莫斯科的首席代表。
　　對於張學良與蘇聯迅速升溫的秘密關係，國民政府也有所警惕。12月14日，國民政府駐蘇聯大使蔣廷黻致電國民政府秘書長翁文灝：“張學良有代表駐莫斯科。”(魚汲勝：“共產國際、蘇聯及各國對西安事變的反應大事記”，陝西省檔案館：《理論導刊》1986年11期)蔣廷黻回憶他對蘇聯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員李維諾夫是這樣說的：“我提醒他，張學良的確有位代表駐在莫斯科，我將名字告訴他。 ”(《蔣廷黻回憶錄》，台灣《傳記文學》，第二十九卷第五期，第96頁)由於蔣廷黻撰寫回憶錄時張學良的這位代表還是台灣的顯貴，因此蔣廷黻不便直接寫出他的姓名。

張學良特殊的情報來源於駐莫斯科代表莫德惠
　　仔細考察張學良龐雜的回憶，雖然提及了與西安事變相關的許多人和事，卻始終小心翼翼地迴避了一個非常關鍵也非常神秘的人，那就是他極其秘密地派駐莫斯科的首席代表莫德惠。
　　莫德惠是張學良的心腹，曾作為張學良的首席代表赴莫斯科談判中東路事件。他作為張學良安置在莫斯科的關鍵聯繫人，究竟傳遞了多少重要情報，如今已經難見電報檔案。當時蘇聯已經在莫斯科與烏魯木齊、蘭州之間建立了直通航線，蘭州與西安的通道則由張學良的波音座機完成。因此，莫斯科與西安的距離雖然看似遙遠，但對莫德惠來說毫無困難，目前有確鑿證據表明莫德惠起碼有兩次從莫斯科回到西安。其中一次可見於蔣介石得到的密報之中。
      1936年9月18日，南京中央檢查新聞處處長賀衷寒致蔣介石密電，其中提到：“莫德惠十三日由俄抵西安，業與張學良會晤，任務不明。最近盛傳張氏漸有希圖與舊東北軍勢力為中心，後方與新疆省聯絡，單獨在西北方面樹立親俄政權之意。”此時的莫德惠顯然是為了向張學良面陳蘇聯最新的聯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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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西安事變發生時，張學良與莫斯科其實還保持著密切的接觸。斯諾說：“當時張學良在莫斯科派有自己的代表，是王安娜(王炳南的德國籍妻子)的一位朋友，安娜說他想盡辦法見到聯共中央的人，好請他們在能夠得到更可靠的消息之前，先別做出對張學良不利的決斷。”(埃德加·斯諾：《紅色中華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頁)
　　張學良與蘇聯這種極為隱秘的關係，對研究西安事變，特別是研究張學良當時的行動極其重要，也是以往所有研究者都忽略的。

張學良在聽取莫德惠匯報後實施了三項重大措施
　　莫斯科代表處的設立使得當時西安與莫斯科之間有了頻繁互動的熱線通道，張學良既能直接向蘇聯表明態度，又能直接從蘇聯得到第一手情報，以保證自己的行動符合蘇聯的政策，完全得到蘇聯的支持。當時莫德惠究竟向張學良傳遞了什麼重要信息，雖然也同樣沒有文字記載，但完全可以從張學良隨後採取的三項重大措施中加以確認。
　　一是迎接葉劍英。1936年9月下旬，就在張學良與莫德惠見面後不久，葉劍英應張學良之邀擔任中共中央駐東北軍的黨代表。“張學良對於葉劍英的到來非常重視，事先對安全保衛工作做了周密的佈置，讓他住在自己的親信、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的家裡，對外化名'楊先生'，要求孫銘九絕對保證'楊先生'的安全，同時，安排好'楊先生'的生活。”(《葉劍英年譜》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頁)葉劍英的到來迅速加強了中共中央與張學良的關係，標誌著張學良與中共中央的合作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二是盡力援助紅軍。在《西安事變新探》中有一段描述非常典型：“當葉劍英告訴張學良紅軍目前'經費困難已極'，冬衣解決更難，莫斯科雖可援助，但不能應急，因此代表中共中央向張借款30萬元時，張一口答應，但表示西安只能辦到5萬元，多不可能，其餘25萬可考慮到上海去辦;棉衣可提供1萬套，由西安送蘭州，請紅軍半路去取。而在軍事部署和戰役行動上，張學良更是積極配合，並出謀劃策。凡有他能夠辦到的，他幾乎無不盡力去做。”(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頁)10月7日，葉劍英與潘漢年致電毛澤東：“棉衣一萬套可由西安送蘭州，要我方半路去取，不便送人。”(《葉劍英年譜》上冊，第138頁) 11月5日，葉劍英從西安動身回保安，“隨身帶有張學良借給紅軍的十萬塊銀元。”(《葉劍英年譜》上冊，第144頁)張學良的“無不盡力”標誌著張學良對紅軍的援助也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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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全力“駐蔣”。10月29日，葉劍英與劉鼎致電中共中央報告張學良勸蔣的結果，其中提到“有主駐蔣說”。(《西安事變新探》，第283頁)有學者認為“駐蔣”是“捉蔣”的諧音。其實所謂“駐蔣”，就是駐留蔣介石軍事進攻的步伐而已。當時國共雙方的和談已經很有成效，1936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接到中共談判代表張子華從西安發的電報，電報說，國民黨方面的談判條件是：(一)蘇維埃區域可以存在; (二)紅軍名義不要，改聯軍，待遇同國軍;(三)中共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四)即派人具體談判。”(《周恩來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頁)為了配合談判進程，毛澤東迅速於10月15日以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義，通過蘇維埃新聞社發表關於停戰抗日的談話，表示“一切紅軍部隊停止對國民革命軍之任何攻擊行動”。(《毛澤東年譜》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8頁)但意想不到的是“從10月20日開始，蔣介石調集十幾個師由南向北大舉進攻，企圖消滅紅軍於黃河以東甘肅、寧夏邊境地區。”(《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508頁)20日，葉劍英急電毛澤東：“蔣 ​​介石令胡宗南急進”，“毅(張學良)之估計正(蔣介石)先打而後和，圖得便宜而已。”(《葉劍英年譜》上冊，第140頁)因此，當時認為蔣介石只是“先打而後和”的張學良決不可能就此產生“捉蔣”的念頭，而勸阻蔣介石進攻倒是合情合理順理成章的。“駐蔣說”標誌著張學良阻止蔣介石內戰腳步的決心也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莫德惠在關鍵時刻的回國，使得張學良起碼發生了兩大變化：聯共、援共升級;反蔣變“駐蔣”。這就足以表明張學良在聽取莫德惠的匯報後不僅完全確信聯俄聯共政策的正確，還完全確信蔣介石必然也會順水推舟，遲早實施聯俄聯共的“後和”。當時的張學良顯然已經把援助紅軍與盡快“駐蔣”作為自己幫助建立統一戰線的兩大任務。

張學良為何對蘇聯的抨擊啞口無言
　　儘管西安與莫斯科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張學良卻匪夷所思地發動了使莫斯科暴跳如雷的西安事變。這又是為什麼呢?
　　當時蘇聯認定張學良欺騙了莫斯科。《真理報》12月14日的社論說：“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所以理所當然地被中國人民斥之為叛徒……過去，在他統治滿洲的時候，他幾乎毫無抵抗地將中國東北最富饒的幾個省份送給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如今，他又利用抗日運動以營私，名義上舉起抗日旗幟，實質上製造國家分裂，使中國繼續混亂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為外國侵略強盜的犧牲品。”(馬寶華、烏傳袞：“蘇聯及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的反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
　　“陰謀”、“叛徒”等字眼表明莫斯科似乎受了張學良的矇騙，但自相矛盾的是蘇聯同時又堅決否認與張學良有任何關係。蘇聯駐國民政府外交代辦斯皮爾瓦涅克奉命發表聲明說：“自'滿洲'事變以來，蘇聯政府無論直接或間接，皆未與張學良發生任何關係。”(《西安事變資料》第一輯，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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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蘇聯政府的自我標榜，國民政府作了含蓄的反擊。12月19日，斯皮爾瓦涅克向蘇外交人民委員部報告：“當日晨張群接見了。在聽取蘇政府抗議後，張群作瞭如下答复：(1)還在發動西安事變之前，張學良就曾散佈消息，說他與蘇聯有聯繫，與中國紅軍建立了聯盟關係，他在莫斯科派有代表，中共則在西安派有代表;(2)張群本人以及其他政府成員和首腦十分清楚，這類傳說純係謠言和捏造。”(馬寶華、烏傳袞：“蘇聯及共產國際對西安事變的反應”，《文獻和研究》1986年第6期)

蘇聯極力撇清與張學良的關係，雖然與事實相去甚遠，卻也完全可以理解。但令人奇怪的是，張學良不僅在當時忍氣吞聲強咽苦果，甚至終其百年之身也依然三緘其口。這種完全不符合張學良個性的反常現象正好表明，張學良確實有難言之隱。
　　當時蘇聯其實用了只有張學良才心知肚明的隱晦語言，​​有針對性地譴責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是破壞統一戰線，是對蘇聯的陽奉陰違與背信棄義。張學良日後英雄氣短的表現更是有了合乎邏輯的解釋：無論作為東北軍的領袖、國民政府的重臣還是力圖重返家園的愛國者，投鼠忌器的張學良都無法為自己與蘇聯的秘密關係做任何辯護，沉默、迴避與掩飾就是唯一的選擇。
　　還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儘管如張群所言，其實對張學良與莫斯科的秘密關係早有所掌握，卻在日後漫長的歲月裡也同樣隻字不提。

以上歷史事實表明，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與蘇聯政府保持著非常密切的聯繫，作為有求於蘇聯的弱勢一方，尤其是希望早日促成統一戰線的張學良自然不敢，也不必欺騙莫斯科。至於張學良為何突然發動使得蘇聯勃然大怒的西安事變，還有待於進一步的探索與求證。